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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鲁迅，大家都不陌生，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,文字以辛辣犀利而见长。可以说，文字就是他战斗的“武器”。直到今天，鲁迅也都还是咱们文学界网红的“扛把子”。甭管什么话，只要加上一破折号，写上“鲁迅”和落款“鲁迅”，立马说服力就高了很多。也因为不少人乱用一气，导致一些网友专门作图辟谣，用鲁迅先生的头像作图直言“我们没说过这句话”。

总之，鲁迅先生文学造诣高，对现当代文学的贡献非常之大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不过你有可能有所不知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，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。其实关于鲁迅童年的经历，他自己提的很少只有一次。在他为《阿q正传》俄文译本写自序的时候，他说在我幼小的时候，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，并不很愁生计。但到13岁时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。

至于这个“很大的变故”具体指什么，为什么会导致“什么也没有了”，鲁迅并没有多说，但有史学家研究发现，这应该指的是他爷爷参与的一场科举舞弊案。鲁迅在周氏族谱里的名字叫周樟寿，他的爷爷叫周福清。要说起来，这个周福清刚开始也是个人物。那个时候整个周氏家族，生活还是很优渥的。这一点，周福清在自己写的《恒训》当中有过描述，“予族明万历时，家已小康，累世耕读。至乾隆年，合有田万馀亩，当铺十馀所，称大族焉”。

就是说，周家从明万里年间，就已经小康之家了，开始发小家了。到了乾隆年间，一代一代的积累，有上万亩的地，甚至还有十几个当铺。为什么说周福清是个人物呢？就是他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之下，并没有像咱们现在有些这样的，或者当时也有吧，那些个富二代一样的纨绔子弟。他埋头苦读有追求，想要考取功名。希望能够让家族更上层楼，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。

那么更提气的是，同治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871年，周福清赴京赶考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最终在殿试当中获得了三甲第十五名，被皇上钦点选入了翰林院深造。这对于周氏全族来说，那都是莫大的荣耀。在古代，一个读书人能考上秀才举人进士，尤其是考上举人和进士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命运的大转机。因为他不但生活条件可以立马得到改善，更重要是，举人进士可以做官，政治地位立即得到提高，社会地位也明显地高于普通人。

对于周福清来说，生活条件的改善无关紧要，更多的是后者社会地位的提高。有句俗话说“贫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争”，功名那光宗要祖，光有钱有什么用，士农工商商排最后。而这一年，周福清33岁，未来可期不可限量。这都考上进士了，要成为翰林了，何来“舞弊”一说。你没着急，且看周福清后来命运的转折。

在翰林院深造三年之后的周福清，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，一路高歌猛进加官进爵，而是被派到了江西金溪县任知县，这让他的心里出现了巨大的落差。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沉稳低调韬光养晦，能够沉得住气做出一番业绩来，那日后高升也不是不可能。可是周福清并没有这样做，他怎么说的呢？他有点恃才傲物，认为自己我大材小用。再加上他的上级官员，又并不是科举出身，这让他的内心更加不屑一顾。所以在处理很多事情的事，他就不把上级放在眼里，甚至在一次拜访江西巡抚李文敏的时候，他眼高于顶，大不敬地说这么一句话，说“皇上算什么东西”。

把李文敏吓得这爷咱惹不起，赶紧离他远一点。周福清你这个心态，你可以想见，你还能混多久？没多久就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。任期本来三年，三年不到就被人以“办事颟顸”也就是他办事糊涂又马虎的名义参了一本革去职位。可是带着家族荣耀，内心又十分骄傲，周福清哪里会甘心就此了断仕途。

想想自己也是十年寒窗考中进士，到了当一个小小知县，如今还被革了职，他真是越想越憋屈。回到家里啥也不干，就等着机会。等机会干嘛？捐官。按照清朝的律例，是可以花费一笔银子去捐任内阁中书的。这个职位你听着可能还可以，其实也就是个以抄写为工作的从七品的小京官。为此他还足足等待了七年，不惜变卖家产，总之横下一条心，我就是要当官。

那么最后当上这个内阁中书没有呢？不好意思，机会倒是等着了，钱也花了。可是位置还没坐稳，又出事了。具体出了什么事呢？这件事情和科举舞弊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事情倒是已经办成了，自己能够安然“躺平”了。家里边传来噩耗，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了。按照咱们现在来看，这事确实不是好事，但是也不至于耽误当官，请个丧假处理一下后事就接着上班。那会儿不行，按照当时的礼制，周福清必须离职回到家乡为母亲守孝，这叫“丁忧”，一丁三年。

丁忧对于一个仕途刚刚理顺的一个人来讲，首先它会使你的政绩是不连贯的。第二，三年以后你再回来，整个官场已经完全跟你当时入仕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你的那些朋友，你的那些上司，你都要重新去认识，重新去结交。甭管周福清愿不愿意，这个小京官眼下肯定是当不了了，得等三年。再说了，三年之后还有没有位置不好说，其实母亲去世这个事对周福清来说，他并没有太难过，因为当时老太太已经79岁了。在那个年代79岁高龄，70岁就算是喜丧了，何况79岁呢？

那么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什么？是他回到家之后，发现整个家族呈现出一片颓势。甭管是年轻人，还是年长的家族成员，都在坐吃山空没有上进心了。而自己已经50多岁了，再过三年能不能回到原来的单位上班，还是未知数，这一辈子很可能也就是这样了。

想到这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只能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子，也就是鲁迅的父亲身上了。鲁迅的父亲名叫周伯宜，看见这个“伯”字就知道，他父亲是老大，伯仲叔季，周伯宜是老大大儿子，当时已经是秀才了。按说继续努力，取得功名继承父业不是不可能。可是无奈几次考试名落孙山，再加上身体又不好，先天体弱多病，周福清也没法强求。这种情况就让周福清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当中，感觉自己和整个家族前途未卜。

就在周福清心情一片灰暗不知前路在何方的时候，他万万没想到，乡亲们给他送了“一道光”。按说周福清在守丧的时候，加上心情很差，应该是闭门谢客才是。可是他慢慢发现，家乡的人对他都很热情，难以拒绝的那种热情。周福清自认为在京城不得志混得不好，可是乡亲们完全不这么认为。在乡亲们看来，你就是京师来的京官，有文化有见识，把周福清捧得很高，宗族里的大小事务都有人来询问他的意见。

时间一长，这周福清找到一点感觉，似乎是体会到了自己这么多年，在官场没有体会到的这种被尊重的被需要的感觉，主事的威严。他就有点飘飘然了，很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人不怕你骂他看轻他，这种说不定还能激发出他的斗志和潜力，最要命的叫“捧杀”，被夸得天花乱坠，很快就迷失自己了，自己就会出昏招，棘手的事找上门来。

周氏家族的万丈高楼，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，就从这一步开始塌的。说是有一天，当地颇有名望的马顾陈孙张五家人，一块来到周福清府上，想请他吃便饭。说是便饭，可是上了饭桌之后，大家伙相互是推杯换盏之际，周福清分明感觉到这五家人好像有点欲言又止。果然，酒过三巡，有人按捺不住，起身开口了。什么事呢？

说这一年朝廷开了恩科，恩科就不是固定的，是特别开的恩科取仕，所以叫恩科，皇上特外加恩。他们这五家人当中都有子弟要参加，可是估计学习成绩一般，心里都没底。再加上那天考试，浙江乡试考生有一万五千人，录取名额100个。百分之一都不到，多可怕，所以他们才来找到周福清。这是去讨教这个复习方法要点还是怎么着来着？天真，当然不是了。

这五家人是得到了消息，说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叫殷如璋，跟周福清他们是同榜的进士。关系不错，他们希望周福清周大人能够帮他们引荐一二，五家愿意合出白银一万两，把这几个孩子给“办”进去。周福清一听，一个激灵，酒都吓醒了。他马上明白了，这酒果然不是白喝的，合着他们这是要行贿贿考。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，自己哪里敢随便答应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也不是不能答应。福不清就想，反正是他们五家出钱，自己又不出一分一厘的，只是借自己的名义，和殷如璋搭上关系而已。再说了，我儿子周伯宜不是也一直没考上吗？正好顺便就搭上这个顺风车给“办”了。自己也不用再为家族前景担忧了，而且事成了皆大欢喜。要是没成，这殷如璋跟自己是同期，关系确实不错，应该也不会举报自己。

想到这，周福清咬咬牙，决定铤而走险。这个人一旦有了一些执念，他就容易昏头昏脑。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，接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样得到殷如璋的行程。清朝对于乡试考官的赴任，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。第一个规定，被钦点之后，他必须在三五日之内，立即从京城启程前往考点。第二，赴任从京城到考点的路线，必须按官方规定的走。第三，正副主考官两个人必须一路同行，互相照顾也是互相监督。第四，正副主考官在去考点的路上，不能够探亲访友，更不能游山玩水，必须尽快到达考点。

朝廷对考官的要求，和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，不过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樯。准备贿考的五家人，都是江南的殷实的大户人家。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，肯定是全体出动，各方打听搜集情报，很快殷如璋的行程就有了眉目。紧接着就是谋划了，根据殷如璋的行程，他们共同商讨，说浙江乡试是当年秋天在杭州举行。既然是从京城到杭州，那肯定是走水路。对这条水路进行一番研究之后，他们认为这苏州的阊门码头，是周福清接触殷如璋最好的地点了。

地点定下来了，再根据朝廷规定的时间倒推，很快也就算出了殷如璋抵达的时间，应该就是当年的7月27日。当然了，在这五家人费心搜集情报的同时，周福清也没闲着，他也想好了跟殷如璋接触的办法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他和殷如璋是同学又同事多年，很多事情不需要说得太过直白，稍微“点”那么一下，殷如璋应该就能明白。所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周福清决定写信。

怎么写呢？就两张纸。一张纸上写“马顾陈孙章又小儿，均用宸忠茂育”字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是当时的一个科举舞弊的特色，这叫“通关节”。通关节是明清时期，一种常见的舞弊手段。不法的考生和考官，在进场之前他们就事先约定，在这一次考试的某一个位置，用几个约定的字。考官阅卷的时候，就去找这个位置上有没有这几个约定的字，如果有立马给他打人情分，帮助他录取，这就是通关节。

另一张纸条就相对直白一些了，直接写着“凭票发洋银一万元”，意思就是说，许诺事成之后，这就是酬谢主考官的价钱。主考官殷如璋到来的时间地点搞定了，怎么接触也搞定了。那万事俱备，只等着殷如璋这股“东风”现身了。

光绪19年7月27日当天，周福清在苏州一家客栈里翘首以盼，殷如璋如期而至，按说周福清该动身行动了。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迟疑了，反悔了吗？没有，不是反悔，而是觉得自己这么贸然前去，又是在水路之上，万一有什么风险，你这躲都躲不掉来不及。本意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可是周福清万万没想到，他给自己留的这条后路恰恰是一条绝路。

可就在一切的准备就绪之时马上行动的时候，周福清为了自保决定不亲自出马，而是派了家仆叫陶阿顺去。说实在的，这么重要的一个事，你不自己去不合适。当然你派个亲信去跑腿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关键是这个陶阿顺根本就不是周福清妻的亲信，他原本是在绍兴府的一户人家当佣工的。刚刚被周福清借来没几天，更关键的是，周福清本身对陶阿顺也不放心。把信交给他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事关一万银元，可务必要小心，一定要亲手交到殷大人的手上。

为了以防万一，周福清还让陶阿顺设法靠近殷如璋章的官船之后别急。先投拜帖，先投帖拜会，争取让主考官大人接见你，然后当面把信交出去。但如果殷如璋亲口回复了不见，那就再让下人把信递进去。在周福清看来，这个信由谁送怎么送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只要陶阿顺能够把信送到殷如璋手里，这后头的事就好办了。

陶啊顺准时出发，周福清就在客栈里等消息。可等来等去，距离两个人约定返程的时间，已经过去两个多时辰了，还不见陶阿顺回来，这周福清心里就开始打鼓了。可千万别出什么事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就在周福清犯嘀咕的这个档口上，他隐约听见阊门码头一阵骚动，似乎是在抓人。周福清心头一紧，暗叫不好，拔腿就要跑。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呢？

这事说出来，生气是真生气，好笑也是真的好笑。说7月27号的傍晚，陶阿顺按照计划雇了一只小船，靠近了殷如璋的官船，说明了来意。见殷如璋没有召他见面的意思，就请守卫把信送进去。可不巧的是，当时的副主考叫周锡恩，正和殷如璋在一块。殷如璋接过信之后，肯定这里面一定有事，他知道了就笑呵呵地假装不在意的把信搁在了桌子旁边，仍然跟周锡恩是谈笑风生。

按说殷如璋演技不错，可是周锡恩那也是千年的狐狸，不是吃素的洞若观火，知道这信来得蹊跷，肯定内有隐情。自己虽然很想探明原委，可是也不好太过直接。这两个人当下就杠上了，从诗词歌赋又聊到人生哲学，周锡恩就是不抬屁股。殷如璋表面上笑嘻嘻的，心里已经开始骂开了“你还不走？”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不过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更加焦躁，等在外头的陶阿顺。

陶阿顺是一个实诚孩子，但是脑子有点木。等了半天不见殷如璋给个回话，心里边就犯了嘀咕了，想说出门前的老爷是再三嘱咐，说这封信涉及一万银元。如今信交上去了，对方也不吱一声，自己回去怎么交差？怎么就证明自己已经把信送到了呢？

是越想越担心一万银元，要是主人家说我贪墨了这一万银元。我就是把全家卖了也还不上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可是现在硬闯也闯不进去，怎么办？只能是反复央求守卫给自己通传。这事就赶巧了，等的时间太长，人家守卫都换了班了。新上岗的卫兵根本就弄不清楚陶阿顺是来干嘛的，被缠得烦了直接拔了刀子把他赶走。

这一下陶阿顺彻底就急了，这一着急就冲着官船大喊说“你们这些当官的胃口可真大，一万元洋银可不是小数，怎么收了连句话都没有？”。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虎太虎了？这都已经虎年了，他比虎年还虎。这话说出来，可以想见殷如璋大惊失色，作为主考官的他，很清楚科考舞弊案是多么严重的罪名。

接着，他看向坐在他对面的周锡恩。作为副主考，周锡恩本身就有监督举报主考官的职责。陶阿顺喊的那句话，他不可能没听见，也不可能听不懂。这个时候的殷如璋能，且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自保。怎么个自保法呢？二话不说，直接把信就交到了周锡恩手里。我还没打开你看，请您启阅，然后亲自下令扣押陶阿顺，并主动将此事上报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

结果不用说了，陶阿顺抓进去了，然后押送到苏州府连夜提审。那个过程，那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。陶阿顺果然是阿顺，一脸的懵，反正问什么说什么。苏州知府当即就听明白了，这妥妥的贿考，人政物政俱全。这要按照正常思路，下一步就该抓周福清了。可是这位知府大人没有，他下了一个很奇怪的论断。他说陶阿顺是“神经有异”，想把他以神经错乱扰乱公共秩序，这样的罪名论处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在当时的官员们看来，“贿考”“通关节”这个事那就不是事，已经是官场上公开的秘密潜规则了。知府大人很清楚，一般考官对于想贿赂他的人，就算不同意也会婉拒，互相给个面子，不至于把事情做得那么绝。眼下这件事本来挺“正常”的，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知府认为那是殷如璋没办法了逼急了。得跟周福清撇清关系，这才造成了这尴尬的局面。

如今这局面落到自己手里头，大家都是同僚，那就找个“替死鬼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对于周福清来说，危机其实已经基本解除了。可前头不是说周福清眼看出事拔腿跑了吗？那他跑到哪去了呢？上海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没事了，还在不断地托关系想保平安。

这事说起来这周福清也挺倒霉的，本来已经平安的他，他这么一托关系，把自己拖垮了。怎么呢？说周福清到了上海，经过多方打探，发现自己的一个亲戚叫陈秋舫，竟然就在苏州府做幕僚，跟知府大人说得上话，就赶紧去拜访，恳求陈秋舫帮他说情。陈秋舫看起来挺讲义气的欣然应允，这让周福清悬着的心瞬间就放下了，感觉自己能够得救。

这个时候的周福清哪里想得到，事情坏就坏在陈秋舫身上。说就在知府大人即将结案的时候，陈秋舫站出来了，说“案犯系浙江府管辖，理应将案子发回浙江府审查”态度很明确，执意要坐实周福清科举舞弊的罪名。陈秋舫和周福清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倒也谈不上。但是周福清得罪过他，说起来就是因为一句话。这陈秋舫是周家的外婿，刚成亲的时候，在老婆的娘家住一段时间，日子过得挺悠闲。

可是这个事让周福清看不惯，背地里就挖苦他，说“躲在布裙底下是没有出息的东西，何时得以出山”。这话说得太刻薄了，又赶上陈秋舫这个人心缝窄自尊心强，当即赌气就离开了岳父母家，发誓不取得功名，绝不再登周家的门。

再回到此时此刻，陈秋舫已经成了幕僚了，周福清求上门来了，这不正好给他以秉公办案为名，实则徇私报复的良机吗？本来已经没事，周福清就这么给送进去了。直到光绪28年才被放出来，而这个时候，整个周家已经是凋零不堪，周福清心灰意冷，出狱仅三年撒手人寰。

为什么说这场客场舞弊案，改变了鲁迅的一生呢？说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”。正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家族由胜而衰，切身感受到了事态炎凉。这反倒就成为了他的思想基础，和他的灵感的源泉。其这倒也不全是坏事，如果不是家族衰败，鲁迅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少爷，而不是一位文坛巨匠。世上少了一个纨绔子弟，多了一位文坛领袖，那何其幸哉！从周福清身上得出一个教训，嘴上积点德，祸从口出，不要乱说话。